你看到的樣本，從來不是隨機抽的

一支球隊贏的場次和輸的場次一樣多，這是邏輯必然，但多數人憑直覺會答「輸比較少」。今天的兩篇素材，一篇講失敗心理學，一篇講聯合國，卻指向同一種錯誤：它不發生在推理環節，而發生在取樣環節。

一、失敗缺口：不是你特別倒楣，是失敗不上新聞

發生了什麼：一項 2025 年發表於《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誌》的研究，找了約 3000 名受試者，估計三十多個領域的失敗機率。結果全面低估：真實滅絕的物種數量約是人們感知的三倍，機場安檢漏掉的危險物品約是人們以為的五倍。研究者把這個差距叫做「失敗缺口」。研究團隊分析了超過 240 萬篇新聞報導，發現相對於現實發生頻率，失敗的呈現明顯少於成功。同一位研究者 2024 年的《被誇大的失敗益處》則發現，人們普遍高估了失敗之後成功的機率。以上數字出自摘要，未經查證。

原理：資訊管道少報失敗，讓人同時抱著兩種相反的錯覺：別人很少失敗所以我不行，以及失敗自然帶來成長所以不必回頭看。

怎麼用：想脫口而出「是不是就我不行」時，先問同條件、同階段的人做成的比例是多少。啟動專案前做一次「事前驗屍」：假設它三個月後失敗了，倒推最可能的原因與最早出現的信號。團隊的回報也要記錄嘗試了幾次、多少沒達標、失敗集中在哪個階段。

何時不成立：沒有可比的同條件樣本時，例如一個全新、從沒人做過的類型，基準率本身就無從估計，這個問法只能當提醒。

二、同一個偏差換個場景：被新聞定義的聯合國

發生了什麼：聯合國有六大主要機關，但多數人的印象幾乎全來自其中一個機關的一種行為：安理會的一票否決。作者曾在聯合國亞太經社會任職，他點破的事實是安理會每年審議大量決議，絕大多數都能通過，被否決的是極少數，有時一整年一次都沒有。每次動用否決權都會上新聞，反而顯得新聞裡全是否決。表決只是最終比分，磋商才是完整比賽：「譴責」能不能改成「關切」、「要求」能不能改成「敦促」，這些博弈發生在閉門磋商裡。實際影響力藏在不上鏡的地方。例如 1980 年代開發計劃署引進中國的蔬菜品種，以及世界遺產名錄的申報評估機制。還有食品法典委員會制定的食安標準、菸盒上的健康警示，和 2021 年通過的全球首份 AI 倫理國際標準文件。

原理：基礎設施的失敗有戲劇性、會被看見，成功沒有戲劇性、不會被看見，所以評價會系統性偏負面，這是可見性結構造成的。

怎麼用：評價一個組織時，看它的中位案例，不看極端案例。也不要因為它沒解決所有問題，就認為它什麼問題都沒解決，要用邊際的眼光看它降低了多少成本。

何時不成立：當一個組織的失敗本身就是它存在的全部理由，例如專門為了防止某種災難而設立的機構，一次重大失敗就足以改變整體評價，不能只看中位案例。

三、沒有強制力的機制，靠改變成本結構運作

發生了什麼：聯合國那篇反覆回到一個結構性事實：它不是世界政府。大會決議多為政治建議，沒有強制約束力；國際法院能作出判決，卻依賴國家接受管轄，也沒有自己的司法警察。作者給出的定位是，它的作用在於讓這個沒有世界政府的世界，仍能進行一定程度的共同治理：降低合作成本、形成共同標準，並在開戰之外保留一個談判的選項。它提供的是一個坐下來談事情的地方，以及一套大家能共同使用的程序和語言。

原理：好的機制不靠強制力驅動，而是重新安排各個選項的相對代價，讓合作變成划算的那一邊。

怎麼用：在你無法命令對方的場合，改問怎麼降低報告問題的代價、提高隱瞞問題的代價。共同的程序和詞彙也值得投資，因為它能把分歧壓縮到「用『譴責』還是『關切』」這種可談判的顆粒度。

何時不成立：當一方根本不在乎名義代價，例如完全不需要別人合作就能達成目標，改變成本結構就推不動它。

今天的主線

你對一個系統的評價，取決於你看到的樣本，而樣本從來不是隨機抽的。「我沒看到」和「它很少發生」是兩回事，大腦卻預設把它們畫上等號。評價任何人事物之前，先問基準率；基準率一變，因果解釋就變，責任分配和解決方案都跟著變。同樣的可見性偏差，也讓沒有強制力的機制常被低估，其實它們靠改變成本結構運作。

本文數據引自所列來源之解讀內容，未逐一回查原始報告。

來源

• 〈《大國博弈：一本書讀懂聯合國》：聯合國到底有沒有用？〉，得到 App
• 〈979｜失敗不是污點，也不是勳章，只是數據〉，得到 App《得到頭條》